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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雨迅:历史也可能变成毒药-揽阅阁

时间:2019-05-11 15:19:21   作者:   来源:   阅读:84   评论:0
内容摘要:     中国人一向注重研究历史,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,并为后人留下了鸿篇巨制的“25史”。民间也有大量历史记述,被统称为“野史”。虽说这些史书所纪录的一些故事带有传说演义性质,但人们照旧将其归为历史。世世代代中国人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、履历和教训实在太多了,所谓“以史为镜,可以......
屠雨迅:历史也可能变成毒药-揽阅阁

  

  中国人一向注重研究历史,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,并为后人留下了鸿篇巨制的“25史”。民间也有大量历史记述,被统称为“野史”。虽说这些史书所纪录的一些故事带有传说演义性质,但人们照旧将其归为历史。世世代代中国人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、履历和教训实在太多了,所谓“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”。然而,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,且不说历史原来就传承了许多文化糟粕,迫害着一代又一代人,即即是历史中的英华部门,对差异的人的启发和影响也不尽相同。一些醉翁之意的人能从历史故事中获得另类启示,从而使人性的恶变本加厉。历史对这些人来说就成了毒药。

  人们很是熟悉勾践灭吴、赵氏孤儿以及鸿门宴的故事,无论将勾践放虎归山的吴王夫差、没有杀掉赵氏孤儿的屠岸贾、照旧放走了刘邦的项羽,最终都给他们自己招来了溺死之灾。多年以来,笔者时常在想,这3个类似的经典历史故事为什么都发生在公元前,而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就鲜有发生呢?换句话说,后人从上述故事中到底记着了什么,又做了些什么?

  人们同样熟悉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,公元626年,秦王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,诛杀了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,进而迫使其父亲李渊退位。李世民随后登位,并实行“贞观之治”。后人认为唐太宗杀兄逼父是一种自卫行动,对其行为多有袒护。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,唐太宗其时还将李建成、李元吉的儿子全部杀了。这10个年幼的孩子都是他的亲侄儿。唐太宗之所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、灭绝人性的暴行,显然是记着了所谓“历史的教训”,以永绝后患。由此可见,对唐太宗来说,勾践灭吴、赵氏孤儿以及鸿门宴的历史故事如同毒药。

  类似的历史故事尚有许多,如一些统治者不惜制造冤案,以“谋逆”、“腹诽”和“莫须有”的罪名诛杀开国元勋、爱国元勋,以彻底消除潜在的政治对手,而且动辄就灭门灭族。到明清时期还盛行“文字狱”。厥后甚至生长到“宁可错杀一千,不行放过一人”,可见封建统治者“中毒”之深。最不行理喻的是,汉武帝为防止吕后专权的历史重演,在立8岁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后,不惜杀掉其母亲也是他最痛爱的勾弋夫人。这就是著名的杀母留子事件。以后历朝统治者纷纷效仿,厥后生长到通常生育了皇子的宫女,就一律正法。这种野蛮的杀母留子的制度直到北魏时期才被破除。可见一些统治者因服下历史的毒药,已经草木皆兵,陷入严重神经由敏的病态。

  受到历史迫害的远不止封建统治者。自古以来念书人受历史的迫害广泛而深远。历代文人险些毫无破例地对屈原、贾宜的遭遇感同身受,于是自古以来自命特殊、怀才不遇的念书人层出不穷。当他们读到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后,情不自禁地就把自己当成了诸葛亮(如同诸葛亮当年“每自比管仲、乐毅”一样),以为总有一天会有高人请其出山,助其实现青云之志。最终却在满腹怨言中一个个落得穷愁潦倒,如同范进、孔乙己。不外这一类念书人受迫害的性质还不算是最严重的。

幸运飞艇官网  《左传》纪录了这样一个经典故事:春秋后期,齐国的太史如实记下了“崔杼弑其君”这一犯上作乱的史实,崔杼震怒,将其杀了。其后,史官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,因继续坚持如实纪录这一段历史,相继被杀。崔杼见史官一个个前赴后继坚持秉笔直书,最终才作罢。这个经典故事赞扬了知识分子唯真求实的精神,成为古代“良史”的规范,很是切合儒家舍身取义的价值观。不外,这同样是公元前的故事,厥后类似的故事就鲜有发生。相反,子女不少史官完全堕落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,他们以为这样不仅能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,还能加官进爵尽享荣华富贵。从《汉书》的编撰者班固以后,文人按统治者的旨意修史渐成常态。其中最突出的是明朝大学者解缙等人受命为永乐天子编造历史。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修订明太祖《实录》,对明太祖在位时的历史纪录举行了放肆改动,并乘机加入许多对朱棣有利的假话。永乐5年,朱棣又下令编撰著名的《永乐大典》,名为搜集整理古今文献,实为彻底清除倒霉于自己的史料,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的历史事实。我们今天读这样的历史著作真要睁大眼睛。善于投机的解缙也有失手的时候,他在46岁那年被锦衣卫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正法——被扒去衣服埋在雪中活活冻死。

  解缙作为一名大学者,虽然深谙儒家的价值观。他在很年轻时就曾向朱元璋上“万言书”,批评这位开国天子朝令夕改,杀人太多。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后,他还曾与方孝孺等七位名士相约要为建文帝守节。如今血淋淋的现实已经泛起在他眼前:大学者方孝孺因不愿效忠于朱棣,不仅其本人被凌迟正法于聚宝门外,还被“诛十族”,牵连其亲属、学生共873人被杀。后人已难以准确形貌解缙其时的心态。儒家的“威武不能屈”说起来好听,真的去做又谈何容易!再说纵然像方孝孺等人那样去做了,还不是一样于事无补。就连骨头最硬的鲁迅也说方孝孺的做法有点“迂”。

  二百多年后,明朝死亡,大学者钱谦益面临入侵的满清统治者,与解缙作出了同样的选择,有人指责其节操还不如风尘女子柳如是!不外钱谦益的运气要比解缙好得多,他不仅制止了身首异处、家破人亡的灾难,还在花甲之年娶了24岁的才女柳如是,并生有一女,其后又与家人继续享有荣华富贵,其乐陶陶,一直活了80多岁,着实令人羡慕。陈寅恪先生厥后评论说:“牧斋之降清,乃其一生污点。但亦由其素性怯懦,迫于事势所使然。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,则甚不近情理。”迩来有人认为满清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门,钱谦益降清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,不仅制止了无谓的牺牲,还顺应了时代的潮水。凭据这样的逻辑来推理,洪承畴、吴三桂对满清统一全国的孝敬更大,而史可法、郑乐成以及文天祥、岳飞、屈原倒成了阻碍统一、制造破裂、逆历史潮水而动的历史罪人了!

  曾国藩也是翰林身世,却以乐成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著名。他对晚清政治糜烂很是清楚,太平天国起义发作后,他曾上书咸丰天子,直指其过。曾国藩位高权重之时,中国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满清腐朽统治者丧权辱国,不停出卖民族利益。1860年,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、火烧圆明园的时候,曾国藩却置国家危亡、人民磨难于掉臂,依然率强大的湘军并勾通洋枪队全力围攻太平军,继续对自己的同胞举行放肆屠杀,致使长江中下游地域人口锐减。其时的黎民就称他为“曾剃头”、“曾屠户”。他显然无视孟子的忠告: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”!

  其实,满清统治者骨子里对曾国藩并不信任,不停有人指控他勾通太平军。鉴于此,王闿运等人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、赵匡胤那样拥兵反清。鸦片战争后,巨额的战争赔款都以捐税形式转嫁到了民众身上,加之鸦片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,使中国农村泛起大批无业饥民,民众普遍怨恨洋人。因此,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带有反帝的性质。厥后各地发生的多起“教案”以及义和团运动都证明晰这一点。另外,太平天国后期泛起严重内部矛盾,太平军中下级将士中有大量的湖南人,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果曾国藩充实使用这些有利因素,打出反帝爱国的旌旗,照旧可能有一番大作为的。曾国藩一定认真权衡过此举的成败得失,或许感应风险太大才不得不放弃。

  1864年7月,太平天国死亡后,曾国藩为了赢得朝廷的信任,主动裁撤了湘军,并将年仅40岁的弟弟曾国荃“开缺回籍”。从而保住了整个家族的利益。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攻击下,原来气数已尽,然而,正是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努力效忠,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,进而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。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生长的时机(因为日本正是在此间通过明治维新,迅速地强盛起来的),并在20世纪上半叶遭到更大的灾难。

  有资料说,曾国藩家族厥后果真很兴旺,到曾孙辈时就有种种知名人士100多名。以至厥后连蒋介石、毛泽东都很崇敬他。近年曾国藩的《家信》一直在全国热销,曾国藩的声望也与日俱增。而关于屈原、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郑乐成等爱国志士的书却相对冷落得多。曾国藩在《家信》中不厌其烦、谆谆教育家人的无非是 “一尘不染”4个字,就是把小我私家与家族的安危与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。曾国藩正是这一套处世哲学的乐成实践者。

  解缙、钱谦益和曾国藩都是其时顶级知识分子,也是今天公认的文假名人。他们不仅饱读诗书,而且信仰孔孟之道。儒家把“从道不从君”作为其政治原则、道德准则和人生理想,其施政理念则是以“民贵君轻”为焦点的“仁政”。他们显然从思想到行动都成了儒家学说的叛逆者。我们今天很是熟悉屈原的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历史”。可是,解缙、钱谦益和曾国藩为了私利,显然都已抛弃了古代仁人志士舍身取义的价值观与爱国传统。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事业上的乐成,而忽视了其道义上的污点。

  笔者以为,如果让年轻一代崇尚曾国藩这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一味追求小我私家的乐成,却无视公民对国家民族应该肩负的道义与责任,这无异于让他们吸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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