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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学泰:说“左”“右”-揽阅阁

时间:2019-04-14 12:48:01   作者:   来源:   阅读:81   评论:0
内容摘要:   如果“左”“右”仅指方位的话,那么有许多老北京是分不清左右的,因为作为古老帝都的北京,修建十分规范,街道横平竖直,工具南北方位明确(有少数几条不正的街道,在命名上就加以标明晰,如“杨梅竹斜街”“李铁拐斜街”“白米斜街”之类)。如果问个路,大多北京人的回覆是“往北”“往南......
王学泰:说“左”“右”-揽阅阁

  如果“左”“右”仅指方位的话,那么有许多老北京是分不清左右的,因为作为古老帝都的北京,修建十分规范,街道横平竖直,工具南北方位明确(有少数几条不正的街道,在命名上就加以标明晰,如“杨梅竹斜街”“李铁拐斜街”“白米斜街”之类)。如果问个路,大多北京人的回覆是“往北”“往南”“往东”“往西”。四、五十年代,您从前门火车站(现在此站已被废)下了车、出了站,探询一下崇文门怎么走,如果回覆者是个老北京,他会说:“往东!”;去宣武门?“往西!”。大多不会回覆“往左”“往右”。连洋车夫也是这样,他们拉着搭客低头猛跑,在要拐弯的时候,他们很自然地吆喝出“东去!东去!借光,借光……”从来不说“往左、往左”。这是北京人的习惯。与北京差异的是天津、上海之类的新兴都市,它们缺少像北京这类古城的全盘计划,其街道偏向规整者少,纵横交织者多。所以天津人、上海人说到方位就爱用“左、右”。

  一、方位之外的“左右”

  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叶以来,“左”“右”跃出了方位的领域,成为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,许多人因它尊荣,为它倒霉,原来只是方位的“左右”却代表了差异的价值。特别是1957年以后“右”“左”代表差异价值的看法迅速在民众中普及。现在“左右”险些成了口头禅,特别是文革当中,“右”成为一种禁忌。刚刚看的凤凰卫视一个谈话节目“鲁豫有约”,采访工具是大陆著名影戏导演谢铁骊。说到文革初他被打成“黑帮”的情况,他与凌子风等导演都被关进了牛棚劳动革新,天天上工用饭都要排队。牛棚在食堂左面,从牛棚去食堂要往右走,可是排好队,作为队长的凌子风不敢喊“向右看齐”和“向右转”。而是喊:“向左看齐,向左转弯走!”1966年文革热潮中,以“左”为尊,到达极点。天安门游行,从东往西,从毛主席角度说是由左往右,罪莫大焉。有人倡议由西往东走,这是由右往左,又合“东方红”之寓意,然后,把交通标志改为“红灯行,绿灯停”,这样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“红色”和“左”都受到尊重和推崇,惋惜如此完美方案只实行了几天,由于老出交通事故而被放弃,很令革命群众痛心疾首。

  那时,日常生活中发生冲突,只要被人骂一声“老右”,就会望风披靡,败下阵来;真是二十年河东,二十年河西。现在就是街道老太太面临一些不近人情之事,也会带着厌恶的口吻甩出一句:“这人真左!”好恶完全变了。

  这种意识是如何深入社会,而形成民俗的呢?这不能不归结我们宣传气力的伟大,不管对错妍媸,只要宣传机械开动,“舆论”铺天盖地而来,天天说,日日讲,不用多久就可以弄得尽人皆知,深入人心。正像现在电视台们的主持们所说的,就是一条狗,天天让它在黄金时段泛起一次,不外一个月就会成为“名狗”,让“地球人都知道”。这真是悟道之论。

  1957年6月开始讨伐“右派”,“从工人阶级说话了”,到人人都做批判家,“右派”很快就处在“老鼠过街,人人喊打”的状态之中。那时颇有点童谣气势派头的革命歌曲《社会主义好》整天在电台上广播,险些人人会唱。这支歌子的歌词中就有“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好,反动派,被打垮,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”的句子,连小孩也明确了“右派分子”与“反动派”是一个级此外。因此,“右派”这个词很快就进入了骂人语汇之列。其时有人做民谣说:“老鼠奸,麻雀坏,苍蝇蚊子像右派!吸人血,招病害,偷人幸福搞破坏。你要不把它消灭,它就放肆把你害。千家万户快动手,擂鼓鸣金除四害。”这种骂几近于恶毒了(那时也没有右派告他侵犯名誉权),只是工具书《辞海》没有刊登和标明(虽然,词汇是语言现象中的最活跃因素,词汇工具书的编辑永远赶不上词汇的变迁)。但它为众人所熟悉,连那些不会骂架的人们在气急松弛时,也要实验一用。我曾看到过一位很有修养的知识女性与他丈夫打骂,原因是丈夫太掉臂家,没有家庭责任心,但丈夫能言善辩,这位女士吵不外他,气的满身发抖。最后她咬牙切齿地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:“你这老右派!”此语一出,其老公如泄了气的皮球,一下子软了下来,张口结舌,什么也说不出来了,默然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厥后那位女士也为骂了如此重的话感应忏悔。

幸运飞艇官网  可是自1978年底,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右扩大化、认为绝大多数右派属于错划、予以纠正(听说没有纠正的仅有五人)的文件,不纠正的也都“革新好了”,予以摘帽。于是,“右派”作为骂人语汇成为已往。但又泛起了另一个偏向,“右派”成为褒扬的语汇。这是八十年代月朔些小说、电视剧、影戏宣传的效果。中国作家似乎对真实的生活特别隔膜(所以我一直认为什么“意识流”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等一些新的写作手法的探讨不是毫无意义,但对中国文学来说最重要的照旧“写真实”),已往作家往往把右派写成为形容猥琐、人类所不齿的糟粕;而1979年以后的“右派”一律都是体贴国家民族、忠于党、忠于国家的仁人志士。他们有才有学有品,有道德、有理想,而且为了实现理想不惜做出小我私家牺牲,他们忍辱负重,以大局为重,不怨天,不尤人的男子汉。这种人真是男人见了同情、女人见了爱,这样作品中的“右派”同样是远离真实的。这给观众造成另一种形象。听一位同事说,在地铁候车的地方,她听到两位女青工在谈论她们技术学校的校长如何无才无德,被各人看不起。其中一位女工说:“听说他照旧右派呢?”另一位说:“这样人也配当右派!”“右派”在民间获得了另一种价值。右派是应该平反纠正,他们绝不像已往人们说得那样坏,他们遭遇也值得同情,写一些反映他们不幸的文艺作品、从而总结历史的履历教训也十分须要,然而我们习惯的是宣传,一宣传,十有八九要走形。把右派写成上面说的谁人样子,也是主流社会舆论始料不及的。

  二、“尊右贱左”与“尊左贬右”

  赋予“左右”这个方位词以正负面价值的做法,不完全是今人的缔造,而是古已有之的,古代对于“左右”也存在着“尊”和“贬”的问题。

  中华民族传统中特别关注政治,许多日常中事务性的问题,也经常被纳入政治领域去思考,这就使它们有了不平常的意义。不外昔人的泛政治化倾向是通过泛伦理化这其中介实现的,也就是说先把一般问题变为伦理问题,然后再把它提到政治的纲上。例如昔人说到左右,一般不只是讲方位,有时也包罗有政治职位的崎岖贵贱和肯定否认之意。其起源约莫与左右原始词义为左手、右手有关,而人类大多习惯于用右手,因此世界上许多民族如古老的希腊、印度等民族都有“尊右贱左”的习俗,中国古代尤甚。在这个基础上,发生了一系列的词汇,这些词汇中的“右”大多与较高级的、肯定的、具有正面事物相联系,而“左”恰恰相反。如古代的大学称之为“右学”,小学则称之为“左学”;高位称之为“右职”,小官低职则称之为“左秩”;贵宾称之为“右客”,猥贱之物称之为“左物”;升迁称之为“右移”,贬官降级则称之为“左迁”“左降”“左除”等。先秦调动军队往往用虎符(魏国令郎信陵君请魏王夫人如姬在魏王卧内偷盗谁人兴兵的凭证),朝廷掌握的是“右符”,而在外的将军所执的是“左符”,左要受右支配自不待言。如果您借给他人款子,要写欠据,先秦是用竹子写的,您作为债主所拿的一半称之为“右券”,而债务人所拿的一半自然是“左券”。权门大族为“豪右”,被发往长城戍边的多为“闾左之民”,如果这些体现的还多是强势、弱势之分的话,那么失策为“左计”,乖戾之语为“左语”,顽强不化为“左性子”,老黎民称之为“左脾气”等词组就带有鲜明的贬斥色彩了。至于“左道”则被认为是与主流社会相反抗的门派,谁要被定为“堕入左道旁门”那真是万劫不复了!

  由于民族的、居住的(春秋时期,中原地域北面南向为尊位,而楚国以西面东向为尊位其左右自然也就有了差异)以及实际的需要(如搭车作战的需要)等原因,先秦有些国家“尊左卑右”,但对这对后世影响不大,没有形成为大多数人们所遵守的习俗。

  近几十年正与古代相反,不仅是“尊左贬右”,而且闻“左”而喜,闻“左”而捧,闻“左”而踊跃;闻“右”而惧、闻“右”而怒,闻“右”而蹂躏了。虽然这不是古代习俗演变的效果,纯粹是近百年来民族泛政治化的效果。这里的“左”“右”都成了政治派此外代称。

  左右为什么成为政治术语了呢?有人认为,一百多年前,中国受欺负,人民受压迫,先进的中国人感应必须革命,要革命就得学习老革命的西方,西方人中最擅长革命的要数法兰西,于是,不仅到法兰西留学、学习法兰西的革命理论与实践,而且连法兰西的革命行话也入口了。这种说法是不错的。可是最近我读了在文革后期作为“内部刊行”的瑟诺博斯的《法国史》,此书在叙述到1814年拿破仑完蛋,波旁王朝复辟之后,说此时法国政治制度完全模拟英国,其下院的议员也学英国的样子,拥护内阁的坐在议长的右边,阻挡政府的坐在议长的左边。但这在英国不是一成稳定的,较量守旧的党派掌权时是这样,如果另一派掌了权,拥护和阻挡的将更换一个位置。“而在法国政党的位置永远稳定,阻挡革命的人坐在右边,自由派坐在左面。因此,‘右派’‘左派’这两个名词取得了永久的政治意义,到现在照旧如此,而且流传到其他国家的政治术语中”(《法国史》P442)。

幸运飞艇官网  在世界政治语汇中,右派或左派的寄义已经不是简朴的拥护或阻挡政府了。一般说来右派是指政治上较量守旧,强调秩序、稳定,社会政策上较量注重富足阶级的利益;而左派则与此相反,政治上较量开放,强调进步、厘革,关注民众或小我私家的权利,社会政策上注重宽大民众的福利。甚至可以简化为:右派一般较为关注效率,左派较量关注社会公正。虽然,这也只是大致的倾向而已,并非每个国家、每个时代被民众认同的右派和左派都是这样。

  法国是近代革命的一面旌旗,不仅欧洲大陆热衷革命的国家民族仿效它,就是美国的独立运动、亚洲反殖反封的斗争也受到它的影响,因此,法国革掷中的许多政治符号取得了永远意义,“左派”“右派”等政治看法也是如此,它成为持差异政治理念人们的旌旗。当人们认为“革命”“进步”具有永远的正面价值的时候,在这种情况下说某人为“左派”,是带有褒义的;说某人是“右派”则相反。

  三、“左右”派看法传入中国

  “左右”派看法是随着现代“革命”(古代“革命”是“革”去旧王朝的天“命”)的看法一同传入中国的。约莫自中国有了革命派,“左派”“右派”的说法也就随之盛行了。清末,革命派中的同盟会在外洋办了自己的机关报——《民报》。《民报》经常先容外国的革命情况,俄国与中国社会情况相近,先容俄国尤多。在22期先容俄国现状时说俄国的政党分为三派:右派是守旧派,中派为君主立宪派,左派主张破除君主制,左派内又分三派为民主立宪党,社会民主党,社会革命党。这是在我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泛起的“左派”“右派”。从《民报》的先容行文中也可以看出来,作者是肯定“左派”、否认“右派”的。这只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开始的情况。

  厥后中国共产党建设,中国革命更激进、更深入时,左右问题也更突出了,更实际了。这时不仅评论外国政治派别要分左中右,就是分析中国问题也要分门别类、按“左中右”排队了。而且大多时候是“左派”喜爱这样做,因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舆论中,“左派”已经获得了正面价值。例如1922年初创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《先驱》上,青年团在35号《通告》中就称自己是中国最有觉悟的社会势力,是由学生阶级中“最左派组织乐成的”,并认可原先自己的组织中也有一些“右派爱国的宁静主义者”和“左派无政府主义者”。

二十世纪初,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从政治到思想都很杂乱,其时许多人人为革命是人类惟一出路。于是,主张革命的人,又在如何革命上相互竞赛,看谁更革命、更能接纳猛烈的手段,一个比一个“左”,用鲁迅话说就是“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,恰似革命一到,一切非革命都得死”(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)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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